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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4章（第1页）

学生们有很好的感受力，声声大笑，轻轻擦泪。只可惜演讲的时间实在不够。

约好以后有机会再讲，我们从密密层层的人海里挣扎出来。

刚刚松一口气，一群记者包围上来，提出连珠炮般的问题：

“有人说，你们这次出去是因为中国加人不了西方的富人俱乐部，是要扭泥作态地去组建一个老人俱乐部，对吗？"

“你出发后国内突然有好多人发表文章骂你．你准备什么时候反击？"

“有人批评你在岳麓书院演讲中揭露盗版有失风度，请回应！"

“有人发表文章说，电视台就是广告商，作为一个文化人与他们联姻，合适吗？"

这些问题其实与四川记者无关，他们只是转述和询问罢了，但我还是抱头逃奔，只是为了不让我的伙伴们听见。这些伙伴，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，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，现在旅程还没有结束，如果知道已经有人在报纸上如此说话，真不知会有什么粗犷的反应。

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，住拐寸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。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，我真的回来了。

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，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。但是明显的反差毕竟存在，而这种反差也关及文化。

其实几平所有的中国r 人都深有感触：只要有人走了一条比较艰险的路，做了一件比较像样的事情，立即总会被一些声音所掩埋。因此，很多人就会一再地对着中华文明发问：你那么伟大，为什么又那么使人劳累？

刘长乐先生昨天送给我一本叫《 东方主义》 的书，我随手一翻就读到一段话，是一个叫约翰一布侃（如hn B uchan ）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说的：

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例子？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好头脑，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，他们没有方向，也没有驱策的力量，因此所有努力加起来全足一场空，全世界都因此耻笑他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