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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4章（第2页）

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，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，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。

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。

他说，这算什么职务呀，很快就完成了。今后担任什么，我们从长计议。

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，就不再吱声。

最后握别时他问：“你的名字是笔名吗？”

“不，真名。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。”

“谁取的？那么有诗意？”

“不识字的祖母。”

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，便邀我去作客。他的书房满壁图书，面对小小的草坪，我们坐着喝茶闲聊，他已把我当作朋友。

我每次到他家去，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。那是典型的中国干部藏书。比较堂皇的是马恩全集、列宁全集、斯大林全集，再有历年的《人民手册》，这些加在一起，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部分。车部长与其它干部不同，还加了一套《鲁迅全集》和《辞海》（未定稿），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。

他后来一次次找我，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。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，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。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，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、全一点。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，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。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，现在拨乱反正，理应果断解禁，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，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，因此要一部一部“过堂”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，每说通一部，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。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，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。

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，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，都立即开放。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，最具有“通过”的说服力。于是从莎士比亚、歌德、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到贝多芬，都满城绿灯。